河姆渡遗址发掘纪略
2023-04-02 08:48 来源：姚界客户端通讯员 钱百治 编辑 夏丽霞
今年是河姆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遗址发现及发掘的亲历者半数凋零，已成故人。当年，我在县文教局分管文化业务。现根据旧时笔记，参阅相关文献，印证辨析，并怀虔诚之心撰写此文，以纪念当年的人与事……
河姆渡遗址发掘现场
一
河姆渡，旧称黄墓渡，位于姚江中下游，当年隶属余姚县罗江公社。罗江地势低洼，农田水利建设薄弱，雨多时洪涝，禾苗受淹，雨少时干旱，庄稼枯损。旧时有民谚称：“烂糊罗江破岐阳，三百斤一亩连根拔。”
1973年夏，罗江公社为提高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征集百余民工在河姆渡村北、浪墅桥村东南，即原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增设大功能排灌机械。基础工程掘到三米深时，发现大量陶器碎片以及鹿角等动物遗骸，引起公社农技站站长徐金甫、正在附近筹建公社农机厂的周观明的重视。两人于6月28日清晨，向前来工地检查工作的罗春华副主任汇报。罗春华虽负责公社的农业生产，但对此也颇有兴趣，带着陶片、兽骨返回。
当年，罗江公社聚集了一批文化人，包括公社文教卫副主任刘小咪、宣传委员戚履苇、妇女干部陈云英（曾是县文教局文化干事）、教育干部罗继本等。他们均知晓邻近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当时已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时极盛，所产“秘色瓷”曾远销海外。因此，大家认为，这些陶片极可能是文物，具有考古价值，建议向县有关部门报告。
于是，两天后的上午，罗春华向县文化站汇报了此事。站长郑保民长期在文化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听后让刚拓完明代碑文的文物干部许金耀赶往现场。
县级文化部门原无专职文物干部，1970年始设置。许金耀担任文物干部不足两年，但勤奋好学、工作踏实，参加了1972年省里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文物干部培训班，受益匪浅，业务水平快速提升，还参观了良渚遗址、马家浜遗址。
1973年7月2日，许金耀到达工地，戚履苇、罗继本已等候多时，三人跳入三米深的坑里，见坑壁明显分为五层，上两层为熟土和生土，硬土下呈现三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陶片、骨器、石器等物件与良渚遗址、马家浜遗址相比，内容更丰富，年代可能更久远，其价值不可小觑。
三人赶回公社驻地，但已无车回姚，许金耀便连夜打了三个电话。他先向在丈亭开会的公社书记汇报。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王康林曾与许金耀共事多年，知道他办事认真严谨，但听了暂停施工的提议，仍犹豫再三。排灌站扩建工程原计划当年8月底完工，关系到罗江14000亩晚稻旱涝保收，停建会影响生产，风险实难承担。许金耀据理力争，终于得到认可。随后，他又分别致电在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方尧载以及县文化站站长郑保民。
次日，许金耀携部分出土文物返姚，在郑保民的带领下向县委副书记戴竹馨详细汇报。戴竹馨深知文物的重要性，全力支持，并指示立即向省有关部门汇报，排灌站则停工待命。
7月5日，许金耀赴杭。因当时浙江史学界存在“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传统观念，且认为河姆渡属海相地貌，地质年代近，地理环境差，不适宜古人类居住，不可能有原始文化遗存，省文管会留下送去的文物，以“研究、研究”作答。
返姚后，许金耀多次致电询问，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与此同时，排灌站新掘地基面临坍塌的风险，公社、区、县农业部门多次催询。许金耀又三次赴杭，最后找到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文物干部培训班时的老师牟永抗。牟永抗了解情况后向省文管会建议，请正在宁波保国寺对被白蚁蛀蚀梁柱进行加固工作的王士伦去现场看一下，以给出明确答复。
王士伦于7月18日来到罗江，查勘坑内已发掘文物。他完全赞同许金耀的判断，认为此处系我省从未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遂拍摄照片，于翌日携标本返杭。
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当年合署办公，专家们对带回的标本极感兴趣，尤其是那块夹炭黑陶片，众人爱不释手。省文管会立即决定组织力量赴姚进行抢救性发掘。
二
1973年7月22日，省文物专家汪济英、劳伯敏、傅传仁、魏丰来到河姆渡，发现地基已挖得很深，旧机房岌岌可危。他们将此处作为1号探方，头顶骄阳，脚踩烂泥，弯腰剔土，更为了早日解除旧机房塌方的危机，挑灯夜战，虽克服溽暑闷热、腰酸背痛，但对灯光引来的各类虫子叮咬毫无办法，只能强忍。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1号探方又深挖一米，出土文物100多件。只是，1号探方文化层大部分已遭破坏。他们在6米外东北角布了长宽均为5米的2号探方，可惜因姚江多次泛滥，淤泥层深厚，清理后收获甚微，只能在2号探方东南80米处布一条长5米、宽3米的深沟，经十天挖掘，出土黑陶器、石器、木器、兽牙饰品，以及猪、牛、象、鹿、虎、猴、獐、鱼类等动物骨骼，菱角、橡子、酸枣等植物遗存。其中，出土的骨耜、骨针、陶纺轮、带着榫头和卯眼的木构件为我省首次出土文物。
汪济英认为，试掘工程虽收获不少，但规模小，时间仓促，仅为管窥蠡测。为此，省文管会决定在冬季干燥少雨的农闲时节正式发掘。
余姚县有关部门根据省文管会要求进行了前期安排。当年，通往河姆渡遗址现场的交通线有三条。一是坐火车在萧甬铁路叶家站下车，经罗江公社，向南步行5000多米，每日班车对开两趟，王士伦等人多坐火车往返。二是在姚江北岸、通济桥以东500米处，坐汽船沿姚江东下，可直达河姆渡，每日一班次，在姚城采购的遗址发掘所需物资全靠汽船运输。三是在姚城南站坐长途汽车到河姆渡站下车，穿过一个叫“元宝山下”的村庄，步行1000多米，到达渡口，摆渡过江。为方便省文管会的物资运输，县有关部门在河姆渡站向西1000米处，沿浪干山脚开辟了一条简易公路，杭州来的大货车可直达渡口。
余姚县委还指定郑保民负责省文管会与县有关部门的联络协调工作，抽调余姚一中总务主任楼忠轩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如征集民工、搭建临时库房、提供生活用品等。
第一期发掘于1973年11月4日开工，到翌年1月10日结束，发掘面积630平方米，开探方34个（其中8个探方因姚江冲刷，只见淤泥，无文物遗存），出土文物1600余件；第二期为1977年10月8日至1978年1月，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开探方20个，出土文物4700多件。
考古发掘队主要由省博物馆历史部考古专家刘军、牟永抗、梅福根、姚仲源、劳伯敏、魏正瑾、吴玉贤七人组成，刘军为领队，同时吸收杭州、温州、嘉兴、宁波、丽水、吴兴、平湖、安吉、桐乡、慈溪、奉化等地的文物干部参与，既协助野外考古发掘，又能通过实践，提高基层专职文物干部的业务水平。余姚的许金耀协助楼忠轩，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奉化的王利华服兵役时曾被推荐到浙江美术学院进修一年，素描功底扎实，出土重要文物的平面图、剖面图及干栏式建筑板桩层次图均出自他手，他绘制的出土文物方位、轮廓、细节精准细致，木构水井图的清晰度、层次感连照片都难以达到。
省博物馆自然部的动植物专家魏丰、黄以之、王士伦、汪济英以及财务、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往返杭州与发掘现场，协助鉴定文物，并给予后勤支援。
野外考古发掘工作，既辛苦，又严谨。为保证探方不混入外来杂物，不准带工作包入内，不准使用小凳子、小椅子，每天八小时的野外作业完毕后要将坑口打扫干净。探方表土揭取后的挖掘不能大刀阔斧，只能用专门的小锄头、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抠挖，每天掘进深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遇到重要发现及地层划分，考古人员进坑集体“会诊”是常态。每晚，每位考古人员都要将当天出土的文物编号、制卡，填写登记表、坐标图，并写发掘日记。
河姆渡遗址的高水位给发掘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发掘至一米深时，地层已经很潮湿了，两米深时开始渗水，三米以下水位基本饱和，发掘工作似在水中作业。每天收工后，经一夜渗水，第二天探方内“水漫金山”，泥泞不堪。考古人员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在探方最深处先挖了一个小坑，汇集渗水，次日用水泵抽干。到了后期，水越来越多，只能白天随满随抽，晚上值班抽水，以保证顺利进场作业。
三
河姆渡遗址表土层为10厘米至43厘米灰黑土，冲积土层为20厘米至40厘米灰黄土，下面共叠压四层文化层。第一层为黄褐色灰土10厘米至105厘米，距今5500年至5000年；第二层为黄绿色土20厘米至35厘米，距今6000年至5500年；第三层为砂质灰土65厘米至115厘米，距今6500年至6000年；第四层为黑褐色灰土100厘米至165厘米，距今7000年至6500年。文化层之间有80厘米到155厘米不等的冲积土层分隔，而这四层下面系青灰色海相亚黏土。
两次发掘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大，分为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两大类。
文化遗物包含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其中，首次在中华大地上出土近百件的骨耜是重要的农耕生产工具，300多件骨镞、骨鱼镖系渔猎工具，还有石斧、石磨盘、石球等石器，木矛、木杵、木桨等木器，表明河姆渡先民已处于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生产阶段。
生活用品方面，出土最多的是釜、钵、罐等炊、饮、贮类陶器。下层出土的器物形状不规整，胎壁厚薄不均，系全手工制作，而上层出土的陶制品已使用轮制技术，内外壁光滑圆润，造型优美，并有装饰，还出土了三片彩绘陶片。陶纺轮、骨针、绕纱棒、梭形器等十余种出土文物属于编织工具。木构水井由200多根木桩、长圆木组成，内心为边长2米的正方形竖井。干栏式建筑由数百件带着榫头和卯眼的柱、梁、木桩、木板等木构件组合而成，可防潮，也可防野兽袭击。
河姆渡先民还创造了原始艺术品，如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骨笄。陶猪、羊、鱼等工艺品制作精致、图案简约。出土的吹奏乐器骨哨、陶埙等反映了先民解决温饱之余追求着精神需求。
自然遗物中，最珍贵的是厚度40厘米到50厘米的稻谷堆积层，数量惊人。著名农学家游修龄根据稻谷外形、粒重、长宽、稃毛分布等分析，认定此稻谷为我国最早籼亚种中晚稻型的人工栽培水稻。除稻谷外，还有连同瓠皮一起出土的小葫芦及成堆橡子、酸枣、菱角等可供食用的果实。出土的大量哺乳类、飞禽类、鱼类、爬行类动物骨骼共48种，其中，猪、狗、水牛等已为饲养家畜。
河姆渡遗址年代的确定，需要通过碳14同位素技术鉴定。考古发掘队把各层出土文物严密包装后，送到中国科学院相关实验室，还准备了两份“旁证材料”，即遗址五公里内土壤石炭岩成分及生长在野外的树木一段。经过半年的测定，认定河姆渡遗址第一至第四文化层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5000年至7000年。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之丰富、年代之久远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以考古泰斗刘启益、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为首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河姆渡遗址》时，请来东海舰队的直升机，对野外考古现场的全景进行俯视拍摄。梅福根、吴玉贤编写《七千年前的奇迹》，总结了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成果。
半个世纪以来，不少文章提及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我认为，余姚人杰地灵，历来有“文献名邦”之美誉，民众对传统文化具有敬畏之心、维护之情。河姆渡遗址是河姆渡先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也是余姚民众积极配合、文物干部果敢坚持、文物专家艰辛发掘及各级领导重视支持的成果。
来源：余姚新闻网
